“一提數據共享，理念上大家都贊成。但往往是，共享別人的數據很樂意，要把自己的數據共享出去，有點難。”

例如，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尚未擁有對地觀測衛星和支撐海量數據處理的基礎設施。同時，“一帶一路”地球觀測數據的共享合作十分缺乏，大量寶貴的科學觀測數據沉寂在大學、研究所、政府的資料庫里，沒有發揮應有作用。

實際上，“數字絲路”計劃不僅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帶去可持續發展的新機遇，在郭華東的構想中，它還有望翻越另一座“大山”，挑戰一個困擾中國80多年的發展難題。

然而，郭華東坦言，“一帶一路”建設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一區域面臨著水資源短缺、自然災害頻發、資源環境承載力脆弱等重大問題，嚴重制約其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這給該區域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造成很大困難。”

1935年，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了一條我國人口密度線的概念。這條從黑龍江省愛輝到云南省騰沖、大致呈傾斜45度的線，如今已成為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象征。

“合作首先要交心”

這也是郭華東正在考慮的問題。作為“數字絲路”計劃的主席，他意識到“一帶一路”國家發展不平衡，同時一些國家地球大數據研究能力較弱、應用研究水平較低，還沒有能力開展空間與地面觀測站等基礎設施建設，也欠缺地球大數據科技人才的培養能力。

聯合國環境署國家發展、技術和創新部主任Alexandre Caldas認為，通過環境監測、數據共享、決策服務等一系列工作，“數字絲路”國際計劃為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同時提出，希望計劃能進一步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本土化、多元化特點，利用地球大數據共同關注當前氣候變化、災害風險、環境污染等人類面臨的挑戰，為人類福祉作出貢獻。

實實在在的工作讓越來越多的人變成了朋友。截至目前，該計劃已得到53個國家與國際組織的支持和參與，同時首批在泰國、巴基斯坦、芬蘭、意大利、俄羅斯、摩洛哥、贊比亞和美國設立了8個國際卓越中心，形成了具有區域優勢和研究特色、輻射周邊地區的國際合作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