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奢侈品門店掛著“窮人不得入內”，這種經濟歧視可能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在互聯網時代的大數據應用下，這些“歧視“可能表現得隱諱得多。

9月15日，在浙江莫干山舉辦的第六屆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上，電子科技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周濤認為，未來數據時代帶給人們最大挑戰的還不是數據的安全和隱私，而是數據可能帶來的倫理問題。

“我從2007年開始做一些個性化推薦工作，比如通過個人消費記錄判斷他對商品價格敏感度，如果他一直買便宜的東西，那他在網上最終搜索呈現的前面N頁結果都是特別便宜的東西。這只是一個小事情，但它背后實際上帶來了價格和經濟歧視。就好比LV店門口掛一個‘窮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匾，店肯定會被砸掉，日本游戲代理 歐洲服務器，但是互聯網上這些歧視會隱諱的多。”周濤說。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隨著未來人工智能發展，大數據對個人的經濟、生活水平了解更深刻，以此給出的精準信息推薦加之人們對這些信息依賴，將促使窮人和富人接受不同課程，走上不同的人生，一些原本擁有的可能性會消失，臺灣主機 臺灣伺服器，上下階層流動性會降低。技術發展的不均衡帶來了中立性偏差。

又比如，大數據可以通過各種信息來預測一些人可能出現的違法犯罪情況，但是人們應不應該為尚未發生的罪行來買單?

周濤舉例，酒駕發生交通事故可能性大是有數據支撐，因此為了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不允許酒駕也為人接受。那么幾十年后，當無人自動駕駛普及后，人自行駕駛可能占交通事故的多數，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未來要剝奪人們的手動駕駛權力?這就是人們要不要為可能性事件買單的一個案例。

“不少年輕人做過一些不該做的事，比如年輕氣盛打架在公安部門有不良記錄，還有為了玩去借錢但沒還等事情，這些都被互聯網記錄下來，經過大數據分析使得你在未來買車買房創業都受影響。家人可以原諒你的一些問題但是計算機不會遺忘，人工智能不一定會相信你悔改。”周濤說。

有專家認為，網絡信息倫理缺失主要源于主體虛擬人格異變、大數據技術的負效應和社會規約機制匱乏。從倫理治理的角度來看,要重構大數據時代的網絡信息倫理,應加快完善數據安全法律,建立行業自律機制,并不斷創新安全防護技術,提高公眾的信息素養和數據維權意識。

也有業內人士分析，解決大數據倫理問題不能再沿襲以往只靠科學家、倫理學家或者決策者單打獨斗這種傳統路徑,必須強調多元部門、多個學科的協同治理. 政府在網絡倫理治理中是一個重要行動者,但還需要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密切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