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創投圈，日本軟銀集團創始人孫正義是一位執牛耳者。在中國，他又被稱作阿里、盛大、新浪、攜程等公司“背后的男人”。

他曾提出一套“時間機器”理論—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IT行業的發展階段不同，在后者的產業還不成熟時，先在前者的市場上開展業務。等時機恰當時帶著經驗殺回后者，就像坐上了時間機器，回到幾年前的前者。

利用“發展時差”，孫正義成為了亞洲首富寶座的常客。現在，中國資本正在復制他的成功。東南亞就是他們視線聚焦之所在。那里就像5年甚至10年前的中國，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中國歷史上曾有兩次掘金南洋的熱潮，第一次是鄭和帶著瓷器、茶葉展開雙邊貿易；第二次是清朝到民國期間，數十萬身無長物的閩南人為求生計遠赴他鄉。而當下，第三次“下南洋”正在起勢。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這一次資本走在了前面。

戈壁灘上萬物生

在國內創投界，創立于2002年的戈壁創投雖然不至于籍籍無名，但為數不多的明星項目，讓它有些遠離主流視線，即便是所投項目只有25%的失敗率。

這讓創始合伙人曹嘉泰心有不甘，但國內創投界已經是一片紅海，脫穎而出的難度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戈壁創投所投資的途牛網在東南亞擁有不少用戶，這客觀上讓曹嘉泰有更多機會接觸到這一即將爆發的創投市場。

2010年，曹嘉泰第一次以投資人的身份，來到這片高溫多雨的熱土。彼時，擺在他面前的是一連串利好：

首先，東南亞人口整體規模超過6.2億，平均年齡基本上在30歲左右，正處在人口紅利期間。如果算互聯網人口，directadmin安裝，則有3.3億人，基本上和美國的量級相當。

其次，該地區經濟增速常年保持在6.5%之上，是全球最有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之一。

再次，當地的風投價格要比國內低得多，天使輪只有10多萬美元，A輪價格則在100萬~ 200萬美元之間，大概可以占股15~25%。

在實地考察，確認東南亞是“下一個中國式的大機會”之后，曹嘉泰在新加坡開設了辦公室，把掘金東南亞上升到了公司戰略的高度。

在國內VC中，戈壁或許是第一家在東南亞布局的基金。彼時，國內多數機構還在遙望硅谷。

曹嘉泰之后，做了類似抉擇的還有零一創投創始合伙人吳運龍。這位前經緯中國合伙人同樣把東南亞市場看作零一創投躋身頭部VC的機會，他于2015年起重倉東南亞。

然而東南亞并不是一塊觸手可及的蛋糕，它更像是一枚堅果，雖然美味，卻不容易吃到果肉。

投資人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東南亞并沒有太多破釜沉舟的創業者。因為中國人總想著改變命運，甚至改變世界。而東南亞人天性樂觀，云服務器租用，他們更在乎今天的快活，不在乎明天的問題。

比如吳運龍就發現了這樣一個細節：當地很多人會在月初把工資全部拿來買東西、吃東西、喝酒，就算剩下的日子每天吃糯米配辣椒或者生芒果片配辣椒也無所謂。

活在當下的性格導致的另一個問題是，該地區的人才也相當匱乏。在PISA國際學生評價體系中，東南亞地區除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的排名都在全球40名開外，印尼更是倒數。

而最讓投資者頭疼的則是，東南亞并不像他們想象的一樣，是一個文化相近、貿易通暢的市場。

正如東南亞版今日頭條Mianspring CEO劉偉翰經常對中國投資者說的那樣：“我從沒有聽過任何人說他來自東南亞。東南亞跟歐盟這樣的經濟體不同，我們沒有統一的貨幣，沒有統一的利率或者法律框架，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事實上，東南亞各國并沒有很多共同點。”也就是說，投資人面對的是一個碎片化的市場，將很難投出巨頭型的企業。

機遇與挑戰就這樣清晰地擺在面前，沒有捷徑可走，只有扎根下來，去適應，去改變。

曹嘉泰曾經有過短暫的猶豫，但很快便破釜沉舟，最后把家都搬到了新加坡。吳運龍雖然仍然堅守國內，但找到了一位專職負責海外投資的合伙人—謝佩甫。此人28年前就開始在泰國工作、生活，曾負責美國最大的風投機構KPCB和德國孵化器Rocket Internet 在東南亞的業務。

除了“讓聽得到炮聲的人手握指揮權”，借助本土力量，也更容易讓腳步走得扎實。

比如戈壁創投在東南亞正式落地后，起步階段就與政府牽手。當時新加坡政府有一只基金正在與第三方合作，戈壁通過本土合伙人介入到了合作當中，幫忙管理這只基金。新加坡政府甚至為戈壁創投在政府辦公樓了開設了辦公室。

隨后，戈壁創投又陸續與印尼工商業聯合會、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發展局等建立了合作關系，有的甚至間接成為了戈壁創投的LP（有限合伙人）。

當然，專業投資機構為跨境投資者助力更大。所以，曹嘉泰找到了馬來西亞的創投鼻祖MAVCAP，并發展其成為了戈壁創投東南亞基金最大的LP。

為此，MAVCAP派出了一名投資人進入戈壁創投任職，并提出做LP的同時也要參與基金管理，就是LP和GP（普通合伙人）的雙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