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底，在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參加完歐洲議會專場聽證會后，這場牽涉8700萬用戶、涉嫌干涉美國大選的風波宣布告一段落。事件發展至今，總結得失，結合各方最終反應，除始作俑者——劍橋分析公司受到實質性負面影響，在英國啟動破產程序之外，其余各方，如美國立法和監管機構、司法部門，以及8700萬用戶，仿佛都在扎克伯格一句“我錯了”之后，取得了精神層面的勝利，目前大多偃旗息鼓、不再爭論。

在美國國內，事件的后續進展主要涵蓋以下兩方面。

第一，關于公司經營活動。事發后，Facebook采取系列措施對平臺數據活動進行整改，比如清查數據應用方式，對2014年平臺數據政策變更之前獲取用戶數據的App進行追溯調查，賦予用戶更多的隱私控制權限等。

上述整改措施很快得到市場認可。2018年6月5日，Facebook股票漲至193.28美元，該價格離4月初的低點149.02美元，已上漲超過25%。關于用戶數和用戶活躍度等指標，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商ComScore數據，在4月中旬美國國會聽證會舉行之后，Facebook美國移動端用戶數開始上漲，域名注冊，至6月初已達到1.886億，同比增長7%，此外，Facebook在全球范圍清理假賬號的行動并未對用戶使用率造成任何沖擊，與之相對應的廣告曝光率也呈現持續上升態勢。

第二，關于監管和執法行動。監管方面，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曾在事件曝光的第一時間宣稱會“考慮”對Facebook是否違反2011年簽訂的和解協議展開調查，視具體情形不排除開出7.1萬億美元的天價罰單。但截至目前，FTC是否展開調查行動，進行到哪一步，甚至事件性質能否被確認為“數據泄露”，目前都再無下文。

執法方面，Facebook早在2014年就得知事件情況，但未采取任何行動。如果該事件能被定性為“數據泄露”，那么Facebook就構成對數據泄露通知法律的違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是該制度立法的先行國，目前聯邦和所有50州都有相應法律，但此次對于Facebook，執法部門居然“視而不見”。這種規定上的高標準和施行中的打折扣形成鮮明對比，如此行事，只有兩種解釋，一是事件性質還有商榷空間；二是執法部門對Facebook選擇性執法、甚至不執法。

回溯事件過程，對比開頭和結尾，值得提出疑問，事件的突發是否具有時間上的特殊含義？ 8700萬用戶信息泄露的發生時間是2014年之前，劍橋分析公司利用數據“干預大選”并取得“效果”（特朗普當選）是在2016年年底。兩大關鍵節點與事件突然曝光的2018年3月都相距甚遠。由此能否認定，Facebook事件是一事，事件的被曝光則是另一事。本文無意對真實原因進行揣測，但在目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之下，Facebook作為美互聯網超級平臺的代表，美監管機構對待此類平臺的監管態度，以及平臺數據規則的未來走向都具標桿意義。相關問題和思路的厘清，需輔以佐證并將視線拉長。

思路一：將數據視為生產工具，數據控制者（平臺）與使用者（第三方等）以共利為基礎，這是決定平臺數據規則走向的重點考慮因素。在以訴訟結果為規則導向的美國，與Facebook事件類似的LinkedIn涉訴案件具有回顧和參照價值。該案同樣是第三方（hiQ）從超級平臺（LinkedIn是美國互聯網職場社交領域的第一大平臺）獲取用戶數據、分析數據、販賣分析結論獲利。對于hiQ這樣的完全依靠平臺獲利生存的第三方，LinkedIn主動出擊，對其再三警示，最終采用技術手段限制hiQ的數據獲取。2017年6月，hiQ以LinkedIn壟斷市場、不正當競爭、干涉信息自由流動等罪名將其告到加州地區法院。8月，法院做出判決，LinkedIn敗訴，理由是為行業整體利益計，需“維護公共利益最大化”、“保護中小企業創新之源”。

目前看來，美監管部門對Facebook事件的后續“冷處理”，與司法機構對LinkedIn案的判決思路不謀而合。其一，平臺是公共之地，平臺數據是生產要素，共利者越多，利益才越多。其二，對于用戶同意公開的數據，作為數據控制者的平臺經營人有義務向其他數據使用者（第三方主體）開放數據，否則即違法。

思路二：監管機構與數據控制者（平臺）形成共同體，協商互動，聯合發力，提高治理效果。美監管部門對自身能力和平臺規模之間的差距具有通透認識，單方向的、自上而下的監管方式對于超級大平臺而言，根本行不通。2011年，FTC與Facebook就隱私保護若干事宜達成和解，簽訂協議，規定FTC的行政處罰權，部分情形的觸達可以把Facebook罰到破產。此外，協議有效期是20年，而對比美國很多正式立法的期限也才8~10年（比如網絡安全法）。由此，這份協議效力漫長，威懾力足夠，表面冠名“和解”，其實是FTC向Facebook開具的定向行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