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起，中國第一部有關數據安全的專門法律《數據安全法》正式施行。

這部法律分別從監管體系、數據安全與發展、數據安全制度、數據安全保護義務、政務數據安全與開放、法律責任等方面，對數據處理活動進行規制，同時也明確建立了一個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建立健全數據交易管理制度、安全審查制度，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加大。

在此之前，數據的價值和安全性之間存在鴻溝，中間的矛盾愈演愈烈，例如一些互聯網企業利用數據權力對用戶實施“大數據殺熟”等，讓原本簡單的數據流通和應用被濫用，數據本身的底層價值無法正確開發，其安全性的保護和關注十分滯后。

如今，中國對數據安全的重視正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處理個人信息相關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規范人臉識別應用的司法解釋，要求不得強制索取非必要個人信息，8月1日起實施；隨后在8月27日，中國公開發布起草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全面規范算法推薦，現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加上此前已經實施的《網絡安全法》、以及即將在11月1日實施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國信息及數據安全領域的法律框架正全面構筑。

與此同時，數據安全在技術上的進步以及監管層面的不斷完善，也在為隱私計算以及數據交易市場發展帶來新的商機與活力。

“《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兩部‘硬法’對AI企業的影響非常大。一方面，新法要求企業遵循數據獲取的安全、可控，對個人信息要知情同意，拿到數據以后要合法正當利用，要保證數據安全；另一方面也解決了數據黑產難題，讓違法事件有法可依。”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際紅近日接受鈦媒體App等采訪時表示，在遵守法律前提下，技術和應用也能夠帶來益處。比如隱私計算，數據流通的過程中一定會帶來隱私泄露問題，但是隱私計算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這是企業遵循法律要求。

神州數碼云業務集團數據平臺部總經理趙瑞在接受鈦媒體App采訪時表示，之前在廣告投放或者精準營銷領域里，會有一些企業走“擦邊球”，《數據安全法》的正式實施，規定了數據如何處理和交互，對行業發展有積極影響，全面保護了用戶的信息權益，同時讓下游企業客戶對包括數據保護CDP、隱私計算等數據流通新技術加以關注。

中國信通院紀委書記王曉麗近日則表示，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尚處于探索階段，數據權屬界定還不明晰、數據安全風險高、數據交易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制約了數據的流通發展。而快速發展的隱私計算等數據流通新技術，為產業“破局”提供了關鍵思路，正成為建設和完善數據要素市場的重要抓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決數據權屬界定、數據安全風險等問題，為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提供了新的模式。

《數據安全法》到底在規制什么？

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爆炸性的數據流通之中，數據已經成為核心生產要素之一。2020年4月，國務院宣布，將數據列為第五大“生產要素”，與勞動力、技術、土地和資本并列為國家經濟資源。而《數據安全法》提出，以數據分級分類為核心，搭建了數據安全的監管制度。

在日前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陳際紅表示，《數據安全法》和先前的《網絡安全法》，連同籌備中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共同構成了中國在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方面的法律“三駕馬車”，它們定位各有不同，內容互有交叉，而《數據安全法》監管對象，主要是數據處理活動。

具體來說，《數據安全法》對企業的數據處理活動，提出了五項監管要求：

第一，符合基礎性的合規要求，包括建立企業數據安全管理制度，有相應的基礎措施和管理措施；

第二，對數據做分類分級保護，需要企業做等級保護測評和備案；

第三，進行數據分級分類，企業要根據分類結果采取相應的管理措施；

第四，識別核心數據和處理數據出境問題，做好數據跨境流動監管，比如年檢、年報審計；

第五，管理數據交易中介，中介要審核雙方身份、流程交易記錄、制定審核清單等。

陳際紅指出，《數據安全法》對數據處理做了一系列的法律義務，比如說一般性義務要有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制度，從數據收集到數據刪除，有交易培訓，要履行等保的義務；其次是風險監測的機制，發現風險以后及時采取措施。以及數據的正當利用，數據的獲取過程中要合法正當，不能采取竊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