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G20峰會答記者問中，允許美國公司繼續賣產品給華為的言論在業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國內外媒體對此進行了不同的解讀。不管最終的結果如何，特朗普的言論至少證明美國對于華為的“禁令”，尤其是業內所言的事關華為生存和發展的供貨“禁令”確實產生了松動。

那么問題來了，特朗普的言論能否化解或者減少華為所謂的危機？華為的未來會怎樣？

實際上，就在特朗普發布上述言論之前兩周，美國相關芯片企業美光、英特爾等已經開始恢復向華為部分供貨，當然，是在不違反美國政府相關“禁令”的前提下。

據相關報道，美光、英特爾等企業對華為的供貨巧妙地繞開了美國政府“禁令”的限制，并有可能在此后被諸多與華為存在供貨關系的企業效仿。如此一來，美國政府的“禁令”有可能形同虛設，至少對華為的負面影響將會大打折扣，這也是外界有觀點認為特朗普的言論是一種無奈之舉的佐證。

既然不能“禁”，還不如送個“順水人情”。那么在“禁令”范圍內的企業，尤其是美國企業，為何要想法設法繼續向華為供貨？

不可否認，無論是經濟還是技術全球化的今天，華為的業務在某些核心領域依然離不開其他企業（包括美國企業）的支持與合作，這自然形成了彼此間相互依存和發展的關系。

以華為P30 Pro智能手機為例，據東京研究機構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拆解數據顯示，華為P30 Pro總成本約為363.83美元，其中來自美國的組件大約有15個，只占該機全部組件的1%，但是這1%的組件成本卻占了華為P30 Pro總成本的16.3%。

不知業內看到這個統計數字作何感想？筆者看到的是，盡管美國企業在華為手機零部件供應中所占比例極小，但價值較大。不過既然是合作，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價值也自然會反哺到相關的美國企業。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上述美國企業的行為，包括更早些時候，博通、高通、微軟等受限于華為“禁令”的美國企業紛紛游說美國政府相關部門，要求放寬對于華為“禁令”限制的行為。

不要小看美國這些企業的行為，在經濟高度自由的美國，商業企業的這些行為往往會讓政府相關部門的決定陷入兩難的境地，更何況這些企業還找到了“繞道”的應對之策。

如果說上述是美國方面利好華為的客觀因素的話，那么從我們的主觀方面看，作為中國高科技企業創新和全球化的標志性企業，尤其是在即將到來的5G時代，華為無論是對于中國產業還是全球產業而言均不可或缺。這意味著除了市場因素外，在政府和國家層面，美國站群服務器，華為都理應是我們力保的。雖然不能稱之為舉國之力，但肯定會竭盡所能。

當然這一切絕非是憑空而來，而是華為20多年來一直堅持創新，實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大的結果。以當下最熱門的5G為例，德國專利數據庫公司IPlytics發布的報告《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顯示，截至今年4月，全球5G通信標準必要專利申請數量已超過6萬件。其中華為在專利數量占比上排名領先，為15.0%。除了專利數量，5G標準技術貢獻、5G標準會議出席率也是衡量為5G標準貢獻多少的指標，在這兩項指標中，華為依然領先。而華為主導的極化碼、上下行解耦、大規模天線和新型網絡架構等關鍵技術已成為5G國際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亞洲服務器租用，由于華為在全球和中國相關產業中的影響力，以及近期“禁令”的新進展，無論是從主觀還是客觀因素，都對華為呈現出利好的態勢。這也讓筆者不得不想，也許美國政府當初對于華為的所謂“禁令”，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是個“偽命題”，是不切實際和難以實現的。

當然，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自主創新，不斷打造自身在產業中的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應是中國企業無論身處何種環境均屹立不倒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