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信行業(yè)改革歷史，有一條隱形的主線，即“抑強扶弱”，而對于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在電信行業(yè)擁有話語權/決策權/話事權的精英群體，大都對一個政策充滿迷之自信，即不對稱管制。

電信行業(yè)管理部門習慣性的以不對稱來平衡運營商之間的競爭關系，電信運營商也總是傾向于獲得不對稱管制的政策支持，公眾和媒體也總會對一出來的不對稱政策報以熱切的期望。

但是，歷史總是在但是這兩個字處轉折！

中國的不對稱管制政策出臺實施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不斷的讓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史，弱者不但沒有被扶持起來，強者反而變的越來越強大，以至于不對稱管制政策機會把能夠用來不對稱的要素都快用光了。

所以最近頗有一些業(yè)者私下討論認為中國的電信行業(yè)是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模式了，其實這些觀點是一種純粹的錯覺，只要三家運營商還存在，怎么能說是計劃呢？

資費不對稱廢了被扶持者的網絡質量

問題是，為何原本抑強扶弱的不對稱管制會脫離設計者的劃定的軌道，甚至南轅北轍呢？

從電信管制部門與電信運營商的互動關系來看，這是他們之間自然選擇的結果，這種模式有兩個好處：

1）對電信管制部門來說，降低了管制政策規(guī)劃/設計/執(zhí)法的成本，還能獲得道德上的心理優(yōu)勢和社會口碑；

2）對電信運營商來說，降低了市場失敗的心理成本和道德負擔，還能獲得進一步的不對稱博弈優(yōu)勢。

我來詳細解釋下他們之間的互動。

我們知道，不對稱管制一般是對涉及到電信運營行業(yè)重大生產力要素的不對稱管制，比如資費價格管制，這是中國電信行業(yè)從一開始就嫻熟運用的不對稱手段。早期的中國聯通在資費上享有低于中國移動10%的定價優(yōu)勢，即是一個例子。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在96年到2008年期間，電信管理部門和運營商之間主要的博弈點就是價格監(jiān)管，運營商之間不停的相互告狀，監(jiān)管部門不停的發(fā)文斥責和糾正。

耗費了各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關鍵是耗費了監(jiān)管者的精力，美國站群服務器 亞洲服務器，使得監(jiān)管者無暇他顧，但是監(jiān)管者實際上也可能樂此不疲，因為價格監(jiān)管的執(zhí)法成本相對較低，執(zhí)行起來也能立竿見影，但是卻實際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在告狀的一方來說，只要告勝了一次，就是成功，而且還能屢次成功，這個時候由于市場部門有資費不對稱的政策加持，在公司內部是有相對比較大的話語權的，于是對價格充滿迷之自信，而不具備資費價格優(yōu)勢的中國移動就不同了，市場部門的話語權不像對手那樣，沒有辦法依靠價格來競爭，只能和網絡部門一起尋找其他的吸引用戶的差一點，所以很早的時候中國移動就提出了網絡是生命線的說法。

這是被逼出來了，因為十多年都不能依靠價格競爭，只能靠網絡質量取勝，后來市場部門可能覺得也不能讓網絡部門太重要，就有提出了業(yè)務和服務雙領先，結果就是服務優(yōu)勢成了中國移動的競爭優(yōu)勢。

結果就是當那時候的中國聯通發(fā)現資費不對稱管制不行了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結果就是在電信管理者來看：我已經給了這么重大的政策支持，還支持了這么多年，你都沒成，你讓我怎么辦？

而到了資費不對稱管制的后期，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開始尋求新的不對稱管制了，并在事實上開始突破電信行業(yè)固定和移動分業(yè)經營的大框架，大規(guī)模上馬小靈通業(yè)務，事實上開始進入移動業(yè)務經營領域。

這個時候，電信監(jiān)管部門對資費不對稱管制開始松動，畢竟有人大違規(guī)在前，你又怎么好意思說的小違規(guī)呢？監(jiān)管部門對雙方的違規(guī)行為只能睜一眼閉一眼。

在這個階段，夢想一個落后的技術解決移動運營的問題，與GSM這種生而為移動業(yè)務的技術相比，競爭的結局你可想而知，局部性的騷擾，反而給中國移動加速網絡建設和用戶發(fā)展提供了強勁的外部推力。

攜號轉網不對稱管制只是黃粱一夢

時光荏苒， 轉眼之間到了2008年，中國開始進入3G時代。

鑒于中國移動獲得是自主知識產權的TDS制式，中國聯通擁有全球主流的W制式，新的不對稱管制思潮又開始興起，這一次，動得腦筋不是資費，而是攜號轉網。從一些人的視角出發(fā)，推動攜號轉網有其非常合理的理由：中國移動的3G網絡速度低/終端差，如果能夠攜號轉網，這用戶還不擠破了頭往聯通轉？（之所以不提電信，是因為電信在3G時代終端也是少，且貴）。

在設計這個攜號轉網的政策時，還有一個小細節(jié)特別有意思，即中國移動的TDS用戶不能轉出，香港免備案主機 美國服務器，暗示保護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