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洶涌的疫情，各行各業都使盡全力積極應對。運營商除了捐款捐物這種看得見的“抗疫”支撐外，拿出看家本領搞好通信保障更是確保了千家萬戶的日常聯系和生活需要。然而在這個“抗疫”過程中，通信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更加凸顯，那就是除了保障線路通暢外，運營商還能做點什么？

一、用戶觸點更多被互聯網公司應用霸占

在“抗疫”過程中，運營商當然是相當積極的，除了直接捐款捐物外（中國移動捐款5000萬元、中國電信捐款4000萬元、中國聯通捐款3000萬元，合計1.2億元），還向用戶免費發放各種業務優惠福利、協助政企用戶建設各種非接觸型遠程辦公、遠程診療信息化應用（例如中國移動的云視訊遠程會議系統），并提供紅外體溫測試等服務。

相對于在2B領域推出的各種信息化應用，運營商雖然在2C領域也加大了各種內容型應用的推廣，但是截至目前直接與廣大用戶接觸的各類型APP中，運營商尚無競品，即便是運營商行業翹楚中國移動內容全場景應用咪咕也未能進一步突破BAT等頭部互聯網公司的圍困。

BATJ等互聯網大佬從非接觸的“宅經濟”入手，巧借“互聯網+”既進一步鞏固了其原有陣地，此次又進一步搶占了在線教育平臺，未來還將進一步搶占以服務社區居民為目標的精準畫像APP。雖然運營商的相關應用也相當成熟，比如中國移動的和飛信，但是未能借助此次疫情公共事件得到社會的進一步認可。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和騰訊等互聯網公司的實力越來越得到官方認可。比如服務社區居民的APP應用開發，已經得到官方的呼吁與支持。就在2月10日民政部的新聞發布會上，相關負責人喊話像阿里、騰訊這樣大的互聯網公司能夠研發一些社區工作者能夠使用的公共軟件，這樣比捐出10個億還要管用。

二、運營商的原有模式正加速與社會脫節

相對于5G更注重服務2B市場，4G主要關注的仍然是2C市場。截至目前，運營商已經進入5G時代，服務器租用，但是運營商的思維仍然以服務普通用戶為主。這一點，從運營商內部架構就可以證明。在運營商內部，相對來說，市場經營部（主要負責2C，服務普通用戶）在營銷資源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話語權，政企事業部（主要負責2B，服務政企用戶）附隨角色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變。

曾經長期站在時代最前沿的運營商，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掉隊跡象。此次疫情期間，阿里、騰訊等為何能夠如何備受關注，除了生活上的必不可少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開發能力和產品更新換代適應市場的能力遠遠超過運營商。在疫情期間，運營商主要是推廣原有產品，而阿里和騰訊除了更新原有產品外，更是提供了多款與抗擊疫情有關的應用。

下面這個例子就非常深刻。面對延遲開學、延遲復工帶來的巨大商機，運營商除了提供通信線路保障，推銷云視訊等原有的電視電話會議應用外，未能進一步抓住機會推出相關產品。當然深究其原因，這里面既有整合現有教育等內容資源的欠缺，更有技術開發能力的不足。

正如有通信人家園網友所言“當前這種（防疫）情況是發展云平臺的絕佳時機，至少5000萬量級的師生需要在線教學，超星、雨課堂、釘釘、QQ抓住了機會，香港服務器，一直尋求翻身機會的飛信（代指運營商）在哪里？說到底沒有人才沒有技術，只靠外包，在信息化滲透到各行各業甚至物聯網時代，運營商們，你們的機會把握住了嗎？”

三、5G時代運營商亟需調整人才戰略

一直以來，運營商都是以網絡為基礎通過滿足大眾用戶的通信需求獲得生存發展。“網絡是通信企業的生命線”定位越來越突顯出其對運營商自己經營定位的束縛。從某種程度上講，運營商已經將其定位限制于滿足用戶的通信需求。運營商在追求物理網絡穩定性的過程中，市場經營在潛移默化之中逐漸積累了越來越多的求穩基因，不能快速適應社會和用戶需求變化的矛盾逐漸顯現并不斷被放大。

在移動互聯網繁榮之前，運營商還可以輕松依靠其構建的用戶之間信息溝通渠道發展并坐享其成。失去了對用戶信息溝通渠道的直接控制而且又不能快速適應用戶需求變化，運營商就開始被邊緣化。運營商人多數對邊緣化過程深有體會，其中最明顯的感受就是研發和創新人才得不到重視，最終人才的結局就是要么忍、要么滾。

相對于運營商無差別的人才培養和薪酬福利體系，BATJ等互聯網大佬公司更注重對創新性人才的傾斜式激勵。運營商在輝煌時期招聘的985等高校人才在優哉游哉的工作環境中多數都已經喪失了創新開發能力，而現在新畢業的頭部高校人才更傾向于BATJ等互聯網大佬公司。人才的缺失正逐步放大運營商面臨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