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任賢良介紹,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作為網信領域全國性、聯合性、樞紐型社會組織,將充分發揮中網聯的優勢和作用,積極動員、組織各級網絡社會組織和互聯網企業參與網絡綜合治理,努力推動形成黨委領導、企業履責、社會監管、網民自律等多主體參與,經濟、法律、技術等多種手段相結合的綜合治網格局。

據賈宇介紹,在司法懲治方面,最高法、最高檢于2017年6月施行的《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界定了公民個人信息范圍,明確了情節嚴重標準,破解了計算難問題,促使司法標準更為統一,使司法行為更有“底氣”,依法辦理的案件自然增多。

記者了解到,在立法方面,“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寫入民法總則、刑法、侵權責任法、網絡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均對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護規則以及侵害個人信息的處罰作出規定。

信息流通無國界,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保護也成了跨國界的全球性問題,今年8月,中國——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簽署聯合聲明,就打擊網絡犯罪涉及的司法協助、調查取證、情報交換、刑事政策、風險防控等問題達成諸多共識。

近年來,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個人信息保護相關事件,引發各界廣泛關注。例如2013年“棱鏡門”事件,2016年徐玉玉遭受電信詐騙案,2017年中國多家互聯網巨頭10億條數據被暗網市場知名供應商雙旗拋售事件。

個人信息安全事件頻發

隨后,海淀區檢察院聘請這名“海淀網友”作為有專門知識的人,配合偵查機關在全國15個省18個地市開展前期偵查工作,查獲被抓取的信息100多萬條,抓捕犯罪嫌疑人33人。該案被評為“2017年公安部十大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

與此同時,200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刑法修正案(七)》,首次確定“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工作人員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構成犯罪。2015年,又通過《刑法修正案(九)》,將犯罪主體擴大為一般主體,對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實施的犯罪從重處罰,并加重法定刑等。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因此,被泄露、被濫用的風險空前增大。比如,掌握了某個人的消費記錄,就可以分析其消費需求和喜好,從而定向推送產品廣告；掌握了某個人的健康狀況,就可以向其推介特定的藥品和醫療信息。

大數據到底是阿里巴巴的寶庫,還是潘多拉的魔盒?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說:“取決于我們如何認真應對、強化法治、謀求共治。檢察機關在有效打擊犯罪、依法保護個人信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希望今后繼續深入研討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保護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健全打擊犯罪司法協助機制,共同應對挑戰,打造安全可靠的數據生態環境,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更好保障世界各國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合法權益。”

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普及,各類安全風險也隨之而來,網絡攻擊、網絡恐怖等安全事件時有發生,侵犯個人隱私、竊取個人信息等違法犯罪行為屢見不鮮,電信詐騙、敲詐勒索、非法集資等下游犯罪頻發。

公益訴訟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針對廣告推銷電話擾民及侵害社會公益的現象,寧波市海曙區檢察院向寧波市通信管理局發出整治“騷擾電話”的檢察建議,整治效果顯著,受到廣泛關注點贊,為檢察機關深化公益訴訟工作、加強個人信息保護提供了較好實踐樣本。

各方合作共建網絡空間

“該案體現了檢察科技人員與有關企業緊密攜手,共同推動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最高人民檢察院技術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趙志剛認為,法律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應攜手共進,從明確個人信息分類邊界、完善數據存儲管理機制、構建高效合理辦案程序、完善法律責任和對應處罰力度、解決有關法律條款施行難等方面加強研究。加大普法教育力度,使相關從業者善明法、明善法,網絡服務者善守法、守善法,管理者善執法、執善法,三方共同攜手保護互聯網世界的綠水青山。

參加論壇的白俄羅斯與厄瓜多爾兩國的總檢察長均認為,根據信息時代的新需求,建議在國際合作的框架下進行國際犯罪懲治及積極應對在個人數據保護領域發展國際法律標準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