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董事長周鴻祎在3月3日開幕的十三屆全國政協二次會議上透露了他本次會議的提案方向。
戴紅兵說，目前，我國在大數據發展和應用方面已具備一定基礎，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國家數據安全防線尚未筑牢。全球網絡安全形勢復雜而嚴峻，必須著力降低和嚴密防范國家關鍵數據領域的風險。二是數據的整合與共享推進遇到瓶頸。在政府、企業和社會數據的綜合挖掘和應用中，對數據的歸屬權、管理權和使用權還缺乏清晰界定，數據管理和交易規則仍不完備，對數據流轉過程中各方的責任和義務沒有明確界定，僅通過行政命令推動作用有限；同時，數據標準缺失及不統一也影響數據產業的健康發展，增加數據采集、加工、分析等諸多環節的成本。三是公民隱私缺乏有效保護。非法商家或組織非法搜集、利用、傳播、販賣個人大數據，實施網絡詐騙與盜竊，侵犯個人隱私、商譽等，危及人身與財產安全。
在我國，數據安全已納入國家戰略保護領域。但鄭杰對現有與數據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進行研究后發現，我國數據安全的相關規定不夠全面，缺乏體系化，如“數據主權”的地位尚未確立。數據主權是指在大數據、云計算背景下，一國對本國的數據及本國國民跨境數據擁有所有權、控制權、管轄權和使用權，是國家數據主權和個人數據權利的總和。盡管我國網絡安全法已明確提出網絡空間主權，但網絡空間主權是指國家獨立自主地發展、監督、管理本國互聯網事務，防止本國互聯網受到外部入侵和攻擊的權利，并不等同于數據主權，應將數據主權提高到與網絡空間主權同等的高度。同時，我國對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主體和重要數據的界定也不清晰；我國與數據安全相關的政策文件法律效力低，要求分散，難以系統性解決數據安全的保障問題。
連玉明委員：加大對信息和數據安全的監管力度
第二，嚴控特定關鍵領域信息的互聯網應用。
面對萬物互聯時代復雜多變的網絡環境，網絡安全大數據的高度整合、整體防御尤為關鍵。大安全時代的網絡安全，沒有一個企業或者政府可以獨自應對。
第三，加速信息安全技術在大數據領域的應用。
蘇寧控股董事長張近東：加強數據安全 發展高質量數字經濟
“我今年的提案會關注網絡安全。當前中國面臨的網絡攻擊威脅，只有通過統一大數據來感知網絡中未知的攻擊才能解決。”
加大政府對侵害個人信息和數據安全的監管力度，以更加適應大數據時代的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保障每一個人都可以獨立自主而又真實地生活，并更好地發揮個人信息在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中的獨特作用。
面對網絡安全的“超競爭”態勢，周鴻祎對未來安全的解決藍圖中，他希望在政府、企業、運營商等的廣泛參與下，多方協同努力，將“安全大腦”打造成國之重器。
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新聞發布會提出，已將數據安全法列入本屆五年立法計劃。這一消息引起代表熱議。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移動董事長、總經理鄭杰認為，數據安全關系并影響網絡安全、國家安全、公民個人隱私權益和社會安全穩定，應加快制定數據安全法。
周鴻祎表示，人工智能、物聯網、5G通信技術的迅速應用與普及，讓我們的經濟、社會、生產、生活越來越多地運行在網絡上，全球進入萬物互聯時代。周鴻祎認為，從網絡安全角度來看，“萬物均要互聯，一切皆可編程”，這意味著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已經打通，線上線下的邊界正在消失，網絡空間的攻擊將會穿透虛擬空間，直接映射到物理世界的安全。加之物聯網的發展，聯網的智能設備增長可多達百億計，每個智能設備都可能成為攻擊的切入點。
在具體立法內容上，戴紅兵建議——
“大數據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同時也帶來前所未有的煩惱。”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表示，這種“煩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每個人的信息都可能隨時隨地被泄露、被竊取、被濫用；個人信息被侵權、被侵犯、被侵害卻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個人的某一信息被泄露或被竊取，往往會演變成一個關聯度極高的信息鏈，甚至形成非法產業鏈。
一、建立完善的多層次大數據法律體系。大數據法應是調整大數據生成過程中采集、分析、傳播、存儲、交易、使用、共享與監管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總稱，具體包括數據采集關系、分析關系、傳播關系、存儲關系、交易關系、使用關系、共享關系與監管關系。在立法形式上，除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外，還應有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以及鼓勵行業組織制定和發布《大數據挖掘公約》《大數據職業操守公約》等行業自律條例。在配套法律上，加快制定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法》《保守國家秘密法》《個人隱私法》等法律法規及其實施細則，針對大數據盡快修改完善《反壟斷法》等法律，并在民法典各分編的編纂中對《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及“人格權編”等進行修改。
“最近關于App收集用戶數據的規范已經出臺，包括騰訊在內的很多互聯網公司，都在重新審視自己的App是不是過度索取了用戶授權。”馬化騰說。
基于上述“三大煩惱”和“三個判斷”，連玉明發出三個強烈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