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用戶信息安全問題是公眾關切的焦點議題之一。個人信息與數據保護作為互聯網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構建良好互聯網秩序的重中之重。近年來發生的個人行蹤記錄遭售賣、“朋友圈”信息被盜用、電商數據外泄、隱私信息刷屏等現象表明，大數據開發利用中的信息安全問題漸成隱患。當前，我國互聯網用戶規模已超8億，在數據安全風險日益凸顯的當下，保障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隱私值得高度重視。
當今，大數據是政府、企業、個人爭相開發利用的一種資源。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數據的挖掘、整合、交易越來越便利，這也要求各界更新對個人隱私保護的固有認識。
數據隱私泄露更常見。互聯網時代，人們習慣在線解決一切問題。與此同時，數字化則進一步增加了數據隱私泄露的可能性。哈佛大學Latanya Sweeney教授關于人口統計學的研究表明，僅根據郵政編碼、生日和性別，87%的美國公民的身份可以被準確識別。
侵犯隱私手段更隱蔽。大數據時代，公民隱私的數字化，加劇了隱私的無形化。“看不見、摸不著”，信息的存儲方式、速度、表現形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隱私在不經意之間即被侵犯。
侵犯隱私后果更嚴重。互聯網強大的記憶和存儲功能讓一切在線行為被永久記錄。網絡空間的可搜索性和永久存儲性，有可能加重精神損害和名譽損害的后果。
GDPR如何平衡保護和創新引發反思
2018年，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下簡稱GDPR）的施行將Facebook、Google等互聯網巨頭推上了風口浪尖。GDPR在公法層面認可了一些長期以來的個人數據權利內容，并對違法行為規定了嚴苛的責任。總體而言，這些保護措施產生了威懾效應。GDPR的出臺給互聯網平臺包括個人網絡應用帶來很多新的改變，許多相關的專業話題也開始出現，比如如何在數據保護和創新效率間形成平衡等。
北京大學法學院法治與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錫鋅指出，要明確界定保護什么、為何保護、如何保護的基本問題。與其說為了保護個人信息，不如說是為了進行社會管理，防止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風險，這是一種理念，或者叫風險規制。第二是信任保護。保護大家對制度的信任，制止濫用信息，GDPR就是典型的監管模式。此外，對于怎么保護、保護與創新的平衡問題，保護手段不能夠只從管理者的角度，還需要從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從個人、行業、社會、國家獲得宏觀成本收益上綜合考察。
GDPR生效一年后，歐盟與國際隱私專家協會IAPP的統計數據顯示，歐盟各成員國的數據保護機構受理了20多萬起案件。相關數據隱私被竊取、安全泄露等事件時有發生，但GDPR也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因合規壓力對企業創新造成一些影響。FutureLab未來智庫專家、DCCI互聯網數據中心創始人胡延平提出了MDPG方案（多維數據保護指引）。他認為，GDPR初心是好的，但思維與方法是陳舊的，更缺乏可落地的技術支撐，盲目追隨會出現更多問題。要走出GDPR以舊思維、舊規制來格式化新情況、新業態、新經濟的時空錯位立法模式，進入以個人數據保護為基礎，以應用場景為參照，歐洲服務器租用，以數據特性為重心，以兼顧規范和發展為原則，以多維開放個性為指向，以體系性建構為保障，以數據技術為基礎的數據保護新階段。
相關法律體系和管理規范逐步完善
從2017年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到2019年的《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我國有關數據隱私保護的相關法律正在逐步健全。但也應看到對于新增網民群體，法律對其的保護還須更加完善。比如，大量中老年網民和未成年人，往往對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還沒有清晰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林維認為，首先，法律和信息保護具體規定的關系協調值得重視。其次需要更切實際、更具有可操作性。例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和未成年人信息保護具體規定之間，征求意見稿中提到收集未成年人信息應當獲得監護人的同意，具體操作就值得探討。第三，也需要關注數據權屬的辨析，具體權利如何界定。最后，是如何使公民的基本權利在司法和隱私保護之間得到相對平衡。
公安部網絡安全局副處長吳小羽指出，香港服務器租用，近年來，我國對個人信息保護分別從加快立法、加大監管和嚴格執法等方面多管齊下，圍繞個人信息保護做了大量的工作。自2016年以來，公安機關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一直保持高壓嚴打態勢，累計偵破侵公案件1.4萬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7萬余名，但侵公犯罪一直保持高發態勢，呈產業化、鏈條化、隱蔽化的發展態勢，源源不斷地為下游黑產犯罪輸血供糧。結合司法實踐來看，一是缺乏統一、完整的法律體系，個人信息保護專法尚未出臺；二是社會綜合治理體系尚未形成，“打防并舉、防范先行”的理念和共識并未形成；三是大數據交易監管體系滯后，數據交易存在監管盲點，極易滋生黑產犯罪；四是企業違規濫采問題突出，缺乏對公民個人信息數據采集、存儲、管理、交換、使用及數據全生命周期保護的強制性行業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