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老師是吉林大學計算機學院的一名教師。10月25日由中國計算機學會(CCF)主辦的2018中國計算機大會(CNCC2018)在杭州國際博覽中心開幕的當天，他7點20分就抵達了會場，找到一個位于前排的好位置后，安心等待8點半大會開始。在本屆大會注冊人數超過7600人的情況下，這樣的“未雨綢繆”無疑是明智之舉。

李國杰強調，發展數字經濟要排除“左”和“右”兩方面的干擾。“右”的干擾是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麻木不仁，錯失發展機遇;極左的干擾是不顧國情，盲目冒進，對新技術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美國站群服務器 亞洲服務器，在發展技術上抵制改革開放。“我們要滿腔熱情地擁抱驅動數字經濟的新技術，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扎扎實實地將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實體經濟。”李國杰說。

近年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熱度一直居高不下，對此，李國杰認為，“我們應該理性看待”。

不過，對于這一命題，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大會特邀報告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杰在演講時表示，“我今天是來提問題的，VPS，并沒有最終答案。”中國科學院院士呂建也在其報告結束時問了幾個意味深長、有待解答的問題。很顯然，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重要部分。

“理性看待技術發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就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預言，大數據極有可能是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后的“第三次浪潮”。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大數據的推動下，人工智能(AI)迎來了第三次發展高潮。

東軟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積仁從商業模式的角度分析了為什么今天大數據應用并沒有取得理想結果的原因。他認為，解決問題時，需要高質量的多源數據與領域知識的融合，而數據的融合不僅涉及到數據本身，還與現實的規則、倫理及商業模式相關，所以利用數據時要有跨越技術的思維。

他援引美國三院院士邁克爾·喬丹的話說：“在未來三十年內，人工智能實現不了創造性和變通的靈活性。目前人工智能技術還不夠強大，遠沒有成為一個理論齊備的學科。人們對AI的期待太高了，我們還沒有步入可以利用對腦的知識來指導搭建智能系統的時代。”

近年來，每年一屆的中國計算機大會人數連年攀升，今年參會人數又再創新高。這與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在社會經濟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息息相關，也體現出計算機學術界和產業界人士關照現實的熱情與沖動。例如，本屆會議的主題是“大數據推動數字經濟”。對此，大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CCF會士梅宏對《中國科學報》記者的解釋是，構建數字經濟是大勢所趨，而大數據是數字經濟的基礎，因此本屆大會決定以此作為研討的重要方向。

“超越技術是必然選擇”

在李國杰看來，大數據的“大”是指影響大，但其影響又很難統計。

例如，2017年，我國電子信息產業收入總規模18萬億元，其中大數據核心產業收入只有234億元，“僅相當于面膜產業的規模”。李國杰認為：“大數據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增長上，而是更多地體現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科研模式、政府管理模式的改變和福利改進，特別是人們思想觀念和認知方式的改變”。

如何認識大數據的巨大作用?李國杰在演講伊始，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對于如何理解大數據是經濟轉型的新動力這一問題，李國杰的回答是：“大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其作用是促進各類經濟活動朝著更加高效率、高質量、可持續和更加智能化的方向發展。”

在李國杰看來，判斷我們現在處于什么時代，需要有歷史的眼光。作為一種基礎的科學范式，數據科技的影響可能要比人工智能更持久，但人工智能技術更具有顛覆性。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就像雙胞胎，我們統一把它們叫做數據智能。”李國杰說，“數據智能的巨大驅動作用本質上是整個信息技術的作用。如同電氣化有幾十年的醞釀一樣，信息技術也醞釀了幾十年，現在是見效的時候了。”

基于此，劉積仁斷言：“超越技術是我們搞技術人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