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韓國推出了一部票房極高的電影《被操縱的城市》，這部犯罪片描寫的就是反派人物如何通過操縱整個城市的大數據，來對普通人進行栽贓陷害。這部電影在當時的全球市場票房都表現優異。但提起韓國的大數據，人們卻只能想起電影。
今年年中，韓聯社報道稱為經濟體制和生態系統創新搭建平臺經濟，加速創新增長，韓國正在制定計劃，預計到2023年，在數據，人工智能(AI)和氫經濟方面戰略性地投資10萬億韓元，爭取到2023年韓國能夠成為世界數據產業的領頭羊。
韓國在數據產業上開始加碼的原因，自然是因為自身的落后。2016年韓媒報道，當年韓國大數據市場規模僅為3.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0.8億元)，遠低于中國的26.7億美元。
由于中國優越的數據產業現狀，其實被我們甩在身后的國家不在少數。為什么需要將韓國單獨提出來呢?
原因在于，大多數國家在數據產業上落后的原因，是因為移動互聯網產業的落后。就像我們經常提到的，甚至在2015年，日本很多人還習慣用翻蓋手機，歐洲還有不少人使用著黑白屏幕的諾基亞。
但韓國的情況遠不是這樣。
提起韓國，我們會想到娛樂產業、車船制造、半導體等等產業。但往往會忽視一點，那就是韓國在移動互聯網上的發展。
由于三星和半導體行業帶來的近水樓臺優勢，韓國在移動互聯網滲透上速度遠超其他國家。2010年，寬帶就已經進入韓國超過90%的家庭，移動的連接數也超過了該國的總人口。在2014年，韓國一度成為了全球智能手機普及率最高的國家，普及率已經達到73%，排名第二的英國僅有62%，而美國只有56%。另據StrategyAnalytics的數據顯示，韓國智能手機用戶約有67.8%的人每年會更換一次智能手機，頻率之高也是全球榜首。在當時，韓國甚至還一度成為了中國移動互聯網軟件出海的重要目標市場。
另一典型案例是韓國的電商市場，因為城市密集，物流基礎成熟，韓國的電商產業起步很早。韓國第一家B2C電商Interpark出現在1996年，比阿里巴巴還要早三年。后續的B類電商、C類電商、社交電商等等模式也都逐一出現。
在移動互聯網軟件中，也有Line這樣來自韓國，風行半個東亞的產品。
如此看來雖然韓國在數據類型上可能不夠全面，但也算是先天條件優異，為什么會落得今天這種需要追趕的境地呢?
財閥模式之下，韓國的大數據掌握在了誰的手里?
韓國之所以會成為典型，是因為我們在這一案例中可以發現，一個國家在數據產業上的發展速度，很多時候不僅僅與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水平相關。
在上一篇討論香港如何錯過互聯網時代的文章里，我們提到過很多時候當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處于平穩運行的狀態時，往往會喪失技術創新的活力。
在這一方面韓國和相關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在輕工、化工、車船制造等等出口產業作為主要支柱產業的前提下，韓國的經濟彈性較低(數據顯示在2012年，韓國GDP出口占比達到過56%。這遠高于高收入國家31.2%的平均水平)。這種情況下，自然很難發展創新。
但和香港不同的是，韓國擁有特色的財閥經濟——巨型企業、寡頭壟斷。于是我們能看到，韓國并非沒有技術創新，實際我們能看到像三星這樣巨頭企業，在很多行業上都都處于領先地位。但這種財閥模式，卻無法為數據產業帶來所需的活力。就拿電商行業來說，韓國兩大電商平臺分別隸屬于CJ集團和新羅集團。
平臺壟斷市場，財閥又壟斷平臺。最后導致這些財閥企業內部可能能夠很好的利用和挖掘數據，但是數據并不能被開放出來，更難被中小型企業獲取。最終讓大數據成為巨頭企業內部的一次技術升級。
還有一個問題是，因為開展信息化建設較早，韓國對于數據保護的法案設置嚴謹到了幾乎苛刻的地步，而且有很多法案的制定顯然是并不合理的。
2011韓國政府頒布了“個人信息保護法”(PIPA)，對海外機構采集應用韓國數據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谷歌甚至還因此繳納2.12億美元的罰款。如果說這類法案只是限制了海外企業對于數據產業的參與，美國服務器租用，像促進云計算和用戶保護法則要求服務于公共機構的云計算網絡必須與服務于公眾的網絡在物理上分開，給數據企業帶來不少硬件上的麻煩。而韓國從六十年代就開始實行的“保護地點信息法”和“韓國土地調查法”，至今仍然在限制著LBS信息的獲取。
幾項原因相疊加，就導致在韓國采集、應用、計算數據都變成了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本身內部經濟活力就相對有限，又通過數據本地化政策阻隔了外部競爭。最終導致對于大數據的利用挖掘成為了巨頭企業的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