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以下簡稱“北數所”）的發起成立，香港免備案主機，近年來不溫不火的大數據交易所重回輿論場中心。根據官方消息，國內服務器租用服務器托管，北數所將以培育數據交易市場、釋放數據要素價值為核心，打造立足京津冀，輻射帶動全國，面向全球提供服務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

2015年起，受互聯網金融和數字經濟爆發驅動，多省市出現過幾輪數據交易平臺興建熱潮。但相比市場化大數據公司的野蠻生長，由政府背書甚至主導的大數據交易所模式卻頗為消沉。截至今年4月，國內已公布的（含籌建）的大數據交易所（中心）已超過30個，但業務活躍的寥寥無幾。

這其中，既有頂層設計、法律法規的缺位，亦有關鍵技術未成熟和體制機制的束縛。

據悉，目前市場最成熟的大數據應用就在金融信貸記錄，而大數據交易所里，70%以上是帶有金融屬性的數據。

在數據要素化改革的頂層設計驅動下，大數據交易所再次升溫。北數所的出現代表了一種新的路徑探索，其技術突破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此前困擾數據流通的最大難題——數據所有權爭議以及數據的濫用。但這一商業模式同樣面臨重重挑戰，能否走通有待時間的檢驗。

規范金融應用技術

從2014年成立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開始，各類大數據交易所（中心）在國內遍地開花，但在 2017年之后開始降溫。2018年到2019年，市場一度凍結。

“有立法健全和司法打擊力度提升的影響，大數據問題動輒上刑事，合規成本高企，各地傾向按兵不動。”一位上海國資大數據公司內部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不過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業務很難推進，根本上模式就不成立”。

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我國大數據的交易模式可大致劃分為四種：政府牽頭或背書的交易所（中心）；行業機構為主的行業數據交易模式；大型互聯網公司、大型IT廠商為主導的數據交易平臺；垂直數據服務商主導的市場化數據交易模式。這其中，后兩者主要以盈利為主要訴求，而大數據交易所（中心）因其權威性和合規性最強，對我國數據合規定價與流通的意義最大。

但大數據交易所模式始終不溫不火。2015年4月，號稱全球第一家的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掛牌成立，一度引發關注。根據《貴州日報》公開信息，截至2018年3月，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會員數量突破2000家，接入225家優質數據源，交易額累計突破1.2億元。但此后，該交易所未再公布過相關交易數據。

一位大數據行業第三方技術公司高管向記者透露，不少大數據交易所的1.0模式就是把從地方政府、地方國企拿到的數據放到平臺上，有機構需要交易，就開個API接口把數據連上。但后來發現，這種方式下的數據用途和用量根本不可控，接入數據交易的技術方、需求方、中介方等都可能違規私下截留數據，甚至將數據再“賣”給其他相關方。

前述國資大數據公司內部人士早年曾參訪華東某市大數據交易中心，現場有人就私下向其表示，如果有數據需求直接接定向采購就可以，為什么要經過交易中心，他們能提供什么價值？從第三方過一道，數據就會有被截留的可能。

2020年11月，由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多方安全計算金融應用技術規范》規定了多方安全計算技術金融應用的各種要求。由全國金融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歸口管理的《規范》，有助于實現在不泄露原始數據、保障信息安全前提下推動多個主體間的數據共享與融合應用。

事實上，隨著技術發展，一些大數據交易所已經意識到1.0模式存在的問題，于是進入2.0階段——建云，但還是未能解決數據泄露和數據濫用的問題。“在云上算一算再把結果給需求方，很多需求方仍會擔心：數據、算法甚至參數放到云上，泄露了怎么辦？”前述技術公司高管表示。

有別于銀聯、網聯這樣的“強牌照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大數據交易所可謂既無強牌照，也無強服務，這導致最終很多交易根本不發生在大數據交易所場內，交易所淪為了需求撮合的中介。

事實上，數據確權懸而未決導致數據難定價，這也讓大數據交易所的商業模式始終不清晰。一位華東地區大數據交易所高管告訴記者：早期大數據交易所曾采取按比例“分傭”模式，但推高了數據交易成本又不能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