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應在2020年末達成共識的OECD“數字稅”計劃，因為疫情被推遲到了2021年中，但這并不意味著相關工作會在最后一刻的談判中落下帷幕。圍繞已經形成的全球“數字稅”方案，OECD便將連續舉行兩場重要會議：2021年1月14日-15日針對利益相關方的公開咨詢會，以及2021年1月27日-28日面向政府代表的“第11次G20/包容性框架會議”，都將成為推動方案共識進程的重要里程碑。但另一方面，美國服務器租用，從剛剛結束的利益相關方公開咨詢會來看，“數字稅”全球治理的OECD方案仍然面臨著諸多爭議，國際社會是否能就此達成一致共識似乎仍然挑戰重重。

OECD“數字稅”改革方案包含“支柱一”和“支柱二”兩個部分，前者聚焦針對數字經濟提出新的征稅原則，而后者則旨在解決惡性稅收競爭問題而試圖形成全球最低稅率。就“支柱一”而言，公開咨詢會上的反對意見，一方面聚焦該方案的復雜性，例如微軟代表指出方案通過業務類別、利潤門檻等因素決定征稅對象以及各國稅基分配比例的復雜規定，最終會帶來諸多分歧并難以在技術細節上達成共識。另一方面，以優步和網飛公司為代表，相當多的意見認為“支柱一”方案將對數字經濟企業構成不平等的稅收負擔。在他們看來，將自動化數字服務（Automated Digital Services）和面向消費者企業（Consumer Facing Businesses）這兩類業態作為“數字稅”征稅對象，既違背了2015年OECD在“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項目”第一個行動計劃中所提出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經濟本身而難以被區別對待”的理念，同時也僅反映了某些特定國家的政治意圖而不具有合理性。

由此，我們便涉及到了實現“數字稅”全球治理共識的更本質問題，即其不僅僅只是稅收領域的專業技術問題，而更涉及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與妥協。事實上，阻礙OECD方案在2020年達成共識的原因，不僅僅是突如其來的疫情，還有美國特朗普政府要求推遲談判的挑戰。特朗普政府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于“支柱一”方案，因方案對于征稅門檻的設定將在實質上導致美國大型數字經濟跨國企業成為主要的征稅對象，而美國政府認為這構成了不公平的貿易壁壘。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國國內的稅制改革已經建立了最低稅率標準，其在“支柱二”方案上相對于歐盟是占有優勢的。也正因為此，美國服務器租用，通過支持“支柱二”而換得美國對于“支柱一”方案的支持，便成為了歐盟的重要策略。

不過圍繞“數字稅”全球治理共識的政治沖突還不僅僅限于歐美之間，同等程度的挑戰可能還存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OECD“數字稅”改革方案沒有合理反映發展中國家訴求，仍然是對其的持續批評之一。也正因為此，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稅收專家小組在2020年8月提出了不同于OECD的另一份“數字稅”改革方案。聯合國方案以更為簡潔的方式賦予了利潤來源國的征稅權力，從而避免了OECD“支柱一”方案中界定征稅對象和稅基的復雜技術問題；同時，聯合國方案沿襲了基于雙邊或多邊協議的爭端解決機制以避免“雙重征稅”，這也減少了發展中國家適應新體系的學習成本。即使OECD當前仍然是“數字稅”全球治理對話的主要平臺，但聯合國方案的競爭壓力同樣提醒，在復雜的稅收技術問題背后，作為大型數字經濟跨國企業的利潤來源國的發展中國家，與作為大型數字經濟跨國企業屬地國的發達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內在的張力與沖突。

但即使面臨上述諸多挑戰，2021年仍然是可能實現“數字稅”全球治理共識的“希望之年”。這不僅僅因為OECD本身的議程規劃如此，也是緣于這是數字經濟跨國企業的共同訴求。相比于各主要國家紛紛開啟單獨征收“數字服務稅”并極有可能帶來多重征稅的壓力，數字經濟跨國企業更希望“數字稅”被置于全球統一框架之下。更為重要的是，“數字稅”全球治理的重大意義，并不僅僅限于數字經濟引發的治理挑戰，而是與稅收透明改革、稅基轉移與“避稅天堂”改革以及全球包容性發展等諸多重大問題緊密相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和學術研究開始揭露數字經濟跨國企業的全球避稅行為，例如第三方機構Fair Tax Mark在2019年的調研報告即顯示，Amazon、Google、Apple、Facebook、Microsoft、Netflix六家美國公司在過去十年里應納稅額和實納稅額的差值高達1553億美元，而其中尤以Amazon為最。正因為考慮到大型數字經濟跨國企業已經成為國際稅收規避的重要主體，“數字稅”全球治理達成的任何共識都將極大推動其他議題的改革進程。基于上述考量，2021年仍然可能具備實現“數字稅”全球治理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