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不曾預料，一場美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的制裁，會演變成為一場席卷中國科技行業的大辯論。從中興通訊是否“罪有應得”，到中國制造2025如何應對美國狙擊，從倪光南折戟方舟CPU的一段往事，到“中國芯”為何做不起來，全都被扯入了這個大漩渦……

一時間，無數業內業外的人，都跳出來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不少泥石流混雜其中。

常見的大抵有三類：

一類，是對行業一知半解的憤青、公知和鍵盤黨。雖然心憂國事，但對行業的現狀和應對之道，多是以行業外的經驗與認知來腦補，往往導致最終結論似是而非。

另一類，是面上打著民族牌和情懷牌，骨子里只求“蹭熱點”的流量黨。尤其是各種所謂的“自媒體”，為了一篇10萬+，各種聳人聽聞的邏輯和結論都能編得出來。

以上兩類，影響的多是公眾，因為只要對行業有所了解的人，大抵都不會受其蒙騙引導。

但第三類，卻經常讓業界也難以倉促定論。

這一類，多是業內之人，借著新的公案由頭，將一些陣年舊事翻開重提。而這些舊事往往情況復雜，牽連深廣，非是一句兩句就能捋得清，辯得明的。

比如華為與中興的恩怨情仇，柳傳志與倪光南昔日的分道揚鑣，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數十年的掙扎沉浮……都回到聚光燈下，經受各方評說。

這些爭論的一個共同點是：都試圖以今日現狀來評斷舊日矛盾，通過穿越歷史的“上帝視角”得出結論，將中國芯片乃至中國科技產業今日的所有過錯，都歸于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人之身。

簡單來說就是：誰當年要是如何如何，中國早就趕英超美，金身不破，天下無敵了!

何其荒謬!

集成電路是一個知識高度密集、資金高度密集，工藝要求極高，處于產業鏈最頂端的行業，它的成敗興衰，是科研、設計、制造等諸多技術工藝實力，乃至政策、資金、產業生態乃至市場在內的，整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

所以，美國芯片領先中國的差距，看上去好像是幾家大公司的差距，但要追上這些差距，卻遠不是這幾家公司自己能獨自完成。

更何況，如今所說的一些公案，還需要放到更早的時代，更惡劣的環境下來考量。比如，最近很多人翻出來的一件事，是倪光南曾在1994年提出，聯想應該對標英特爾，全力開發芯片等核心技術。

對呀，要是聯想當年開始，不賣電腦搞芯片，把英特爾追上甚至干掉，現在還擔心美國人卡脖子么?

問題在于，當時聯想做芯片，就真能成功嗎?在1994年，英特爾已經有超過30年的芯片業積累，而且還有Wintel聯盟的黨同伐異。而當時的聯想，還沒有在香港上市，甚至還沒有成為中國市場電腦老大……

如果當時的聯想，真的進軍上游，從零開始搞芯片，跟自己的供應鏈老大對掐，死的一定不會是英特爾。

要知道，在整個1994年，中國的個人電腦產銷量只有72.5萬臺，而且當時正是國家取消進口批文，關稅大幅下調，大批國際電腦品牌蜂擁爭奪中國市場的關鍵時期，中國市場上的電腦大部分都還是外資品牌。

當時，媒體問得最多的問題，不是“聯想為什么不做芯片”，而是“聯想還能撐多久”。而在多年后，柳傳志在回想往事時，也依然把1994年列為“聯想生死轉折的關鍵時刻”之一。“當時中國電腦行業處于很被動的地位，后來中國電腦翻了身以后，才有了互聯網的基礎，才有了今天移動互聯網的基礎。”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柳傳志如此總結。

試想一下，如果在九十年代國家放開個人電腦關稅的背景下，當時中國自主電腦頂不住，聯想像長城等其他國產品牌一樣被打下去，市場全被外國品牌占領，帶來的必然結果一是PC價格居高不下，國內個人電腦的普及會大大推遲;二是最新的產品根本進不來，國內用的產品也會長期落后于國外。

如果真是樣，中國的信息化進程會被延遲多久?建立在PC普及基礎上的互聯網爆發、BAT這些互聯網企業什么時候才能出現都不好說。

如果站在上帝視角來看，倪光南確實遠見到了多年之后的危險，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路徑。

但對當時的聯想來說，這卻是一條死路。

此外，我還非常贊同，并在此引用一段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的論述(并非論述原文，但取其意)：

在本質上，企業家與科學家有著巨大的不同。科學家所追求的，是創造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做出偉大的發現與發明，他可以接受成千上萬次的失敗，只需要最后的一次成功。